| 单词 |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Ⅱ) |
| 释义 |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Ⅱ)】 拼译：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Ⅱ) IPM是植物保护史上的一场革命，由于它有较之化学防治不可比拟的优点——经济、有效、安全，而逐步被人们所认识、接受和发展。 IPM概念的形成及演替 人们企图利用某种单一的手段来达到消灭或控制有害生物的目的。40年代末，尤其是50年代初，广谱杀虫剂问世以后，化学防治曾兴盛一时。但随之而来的“3R”(即害虫抗药性、害虫再猖獗、农药残留)问题或称“农药合并症”越来越突出。单靠化学农药来控制病虫已不大现实，也不可能。“综合防治”一词始于1954年。50年代美国对苜蓿斑蚜的治理孕育了综合治理的概念。V．M．Stern，Ray F．Smiths等(1959)首先提出了经济损失水平、经济阈限和综合防治的概念。当时是从农业生产的经济观点出发，重点放在谋求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利用天敌)的协调。J．M．Franz(1961)主张应该综合运用以天敌为中心的耕作及其它一切人为的防治方法。Geier和Clark(1961)把有害生物防治概念称为有害生物的保护性管理，简称有害生物(害虫)管理。R．A．Smith，H．T．Reygnold(1965)在国际粮农组织(FAO)于罗马召开的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上给综合防治定义为：“综合防治是以互不矛盾的方式使用一切适当的技术，使害虫种群减少到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以下，并维持这个低水平的害虫种群管理系统”。M．L．Flint等(1981)则认为：“IPM是以生态学为依据的害虫防治策略，它重视自然死亡因素，诸如天敌和天气，并寻求对自然因素干预最小的防治技术。IPM也用农药，但只有当对害虫虫口和自然因素的系统考察表明有需要时才用。往理想里做，一个害虫综合防治方案应将一切现存的害虫防治技术(包括不防治)考虑在内，并评价各种防治技术、耕作技术、天气、别的害虫和要保护的作物这几者之间的潜在的相互关系”。中国1974年在韶关召开的全国农作物病虫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上，在总结国内外病虫防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应作为今后植保工作的方针，并指出：“综合防治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出发，根据病虫害、农作物、耕作制度、有益生物和环境各因素的辩证关系，因地制宜、合理应用必要的防治措施。经济、安全、有效地消灭或控制病虫危害，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1975年原农林部在河南新乡召开全国植保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中国植保工作方针。1985年在山东青岛召开的全国植保工作会上，提出“应以生态学为其理论基础”，“树立经济学、社会学和注意环境保护”等观点。1986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第2次全国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上，又把综合防治提高到系统治理的高度，认为今后应加强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在综合防治中的应用，并进一步修订了综合防治的概念。有关综合防治一词的提法颇多，概念也纷繁复杂。综合防治或害虫治理指的是想要摆布害虫或潜在害虫虫口并减轻害虫危害的单一的或综合的措施，它可以只包含简单操作如用某种农药给一丛玫瑰喷雾，也可以通过一项复杂的综合的害虫治理措施来完成(Flint，1981)。而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是综合防治更高层次的发展(曾士迈，1987)，有其更丰富的内涵：首先，IPM把治理对象看成是动态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分，人们采取行动是为了恢复、保持或加大对这一系统的控制而不是消灭病虫，是针对有害生物种群以及作物群体为中心的复杂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管理。作为生态学还应考虑对环境的副作用尽可能减小。其次，IPM策略是尽可能协调运用适当的技术，并不依赖特定的方法，并且强调首先依靠生物性防御，最后才考虑化学方法。再次，IPM承认让一种有害的生物体存在并不一定就造成为害，即有虫(病)未必有害，只有当有害生物种群数量超过经济允许受害标准时，才进行人为干预(R．L．Metcalf等，1975；M．L．Flint等，1981；深谷昌次等，1973)。现在国内目前仍然沿用综合防治这一历史性提法，但已经赋以更高层次的实质涵义，只有在这种更高层次的理解下，综合防治才可以看作综合治理的同义词(曾士迈，1987)。IPM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IPM的原始阶段。公元528至529年，中国就开始结合播种、收割、选用抗虫品种防治害虫。1923年W．D．Hunter和B．R．Coad提出了“以选育耐棉虫品种和毁尽棉残株为主要措施，在棉铃象发生到可观数量时才使用杀虫剂”的综合防治计划。同时，病害防治也纳入品种选育和耕作技术，配合最小限度地使用波尔多液一类杀菌剂。这些可能是综合防治的最早阶段。在这一时期，虽然对某些个别病虫已经提出许多很好的防治技术，但这些技术大多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很少和病虫治理计划相结合以评价一种病虫治理措施对所有其它病虫有何影响，也很少认识到要了解害虫及其天敌虫口的重要性，借以推测将来害虫的发生趋势，并决定害虫防治措施是否真正需要，而这正是病虫综合治理之关键所在(Flint，1981)。1PM萌动期。30年代应用合成有机化合物防治植物病害；1939年对DDT杀虫性质的认识；40年代法国发展有机磷，瑞士发展了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在这一时期，前苏联在防治农作物害虫时，就曾创造了各种防治害虫的方法于统一整体的措施体系(基本上是农业防治法和化学防治法)(B．N．Pykabnwhnkob，1972)。R．F．Smith(1946)，A．D．Pickett(1948)，B．R．Bartlett(1956)等人也曾提出综合防治的主张。中国，在1955年以前以人工措施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当时的策略是“防重于治”。1955年提出了“依靠互助合作，采用主要以农业技术和化学药剂相结合的综合防治办法，加强预测并研究制造高效率的农械，以便做到及时、彻底、全面防治”的防治策略，这里面蕴藏了朴素的综合防治思想。这一时期可称为IPM的萌动期。IPM创始期。V．M．Stern、K．F．Smith、R．Van den Bosch和K．S．Hagan(1959)最早提出了综合防治的概念，开创了害虫综合防治的新纪元。这一时期IPM的战略重点是化学防治与农业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如北卡罗来纳烤烟病虫的IPM计划(R．L．Rabb，1969，1971)，加利福尼亚苜蓿害虫的综合治理(R．F．Smith，K．S．Hagan，1959)等。中国自1960年起就开始推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病虫防治策略，并贯彻“土洋并举、经济、安全、有效”的原则。这一时期的IPM的保护对象、防治对象、防治目标均比较单一。IPM发展期。进入70年代，人们对IPM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于1975年确立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与此同时与IPM相协调的新技术措施也得到广泛的开发与应用，已开始从生态系统的高度和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出发来看待和考虑IPM，但其保护对象是单一的，防治对象也是单一的或比较单一的，只是防治的手段和方法趋向多样化。IPM飞跃期。80年代以来，由于近代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的纵深发展和相互渗透，人们已开始从农田生态系的整体入手来探讨IPM的战略，并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作物群体为中心，综合考虑生物上下级营养关系和生物种群间的相互作用，将IPM提高到作物生产、病虫综合治理(CP／IPM)水平。IPM的未来 IPM战略的进一步发展。IPM是植物保护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策略。随着农业的发展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其作用和地位也将愈来愈重要。(1)IPM作为农田生态系统中作物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农田生态系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人类活动系统，它是由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因此，IPM的战略思想也将提高到这一复合系统的新高度。这一层次的综合治理应当是从整个农田生态系或自然生态系出发，兼顾多种作物、多种有害生物(包括病、虫、草、鼠等)的多目标、多途径、多效应的综合治理或系统治理。(2)从系统治理到植保系统工程，其主要战略步骤是：首先把从病、虫、草、鼠发生实际(历史的或现在的)中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结合作物、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生态学规律，组建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模型，并进行检验；然后输入信息进行模拟，以模拟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得到预测和处理方案；最后通过未来环境预测和方案后果预计，对方案选优，决策防治措施，交硬系统执行。(3)农田生物群落及其演替将作为高层次IPM的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鉴于农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种群理论已不适应IPM发展的需要，生物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抑制的现象，生物群落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将有助于IPM的进一步发展。(4)IPM作为有害生物治理的基本战略思想，实际上是系统科学的一种有机体现，是一种方法论，是一门管理哲学。它的战略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一分为二的观点。(5)IPM最终是农民(或农场主)的技术，简明、实用、经济、安全、有效将为其主要特征。模型化、规范化、指标化将成为其研究趋势。IPM的制约。IPM成败的关键是人的因素(M．L．Flint，1981)。IPM计划中的人可大致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IPM专家(有时也是IPM决策者)，二是IPM决策者和实施者。作为IPM激动因素的经济意识与商品观念，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也将成为IPM的限制因子。对IPM的认识不足，将限制IPM的发展。从IPM制约因素分析来看，有些是社会的或经济的因素造成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制约因子可能会自行消除，甚至转变为激动因子；而有些则是IPM或IPM工作者自身的因素所致，这需IPM者作长期的、系统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参考文献】：1 曾士迈．从综合防治到植保系统工程．植物保护，1987，13(1)：36～392 李光博，曾士迈，李振歧主编．小麦病虫草鼠害综合治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03 深谷昌治，桐谷圭治(忻价六，梁来荣译)．综合防治．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34 Flint M L，R．van Bosch．introduction to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Plenum Press，New York：19815 Metcalf R L and William H Luckman．introduction to Insect Pest Management．John wiley Sons，19756 Smith R F and R van de Bosch．Integrated control，in：Pest control，R L Doutt(ed)．Academic Press，New York：19677 Stern V M．Annu，Rev．Entoml，1973，18：259～280(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范坤成助理研究员、彭绍裘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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