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阴阳学说】
拼译：yin-yang doctrine in TCM
阴阳学说属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范畴，是古代朴素唯物观和辩证法的体现。阴阳学说渗透到中医学领域，不仅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医理论和哲学对阴阳学说进行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不仅能阐析阴阳学说的丰富哲理和科学内涵，而且能对其局限所在有较深的认识。
自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基本理论体系以来，历代医家均将阴阳学说用于对人体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的阐释之中，指导临床诊治疾患。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以后，对阴阳以及五行、运气等开始有较大的争论，争论的中心已涉及到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存废问题。1917年，余云岫认为阴阳是“玄虚之学”，“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的”，“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不足为精审学术之根基也明矣”。这种对阴阳学说的不甚理解而导致的机械唯物主义认识对学术界影响颇大。1924年，梁启超提出阴阳是“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并不含有何等神秘之意味与矫诬之术数”；章太炎、严复等也持同样态度。对此，有一些中医界的和学术界的人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评论和批判。1931年杨则民指出：“今之浅人视阴阳二字即为迷信之代词，不知宇宙对立者也”。郭沫若也肯定阴阳是反迷信的，不过他们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在此时期由于西学传入中国，中医界、学术界有许多人采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某种理论附会于阴阳，给予解释。如陈无咎以为“阴阳就是正负”；袁复初称“电波与吸引力皆谓之阴”，“磁波与辐射线皆谓之阳”等等。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叶，中医界及哲学界对阴阳起学说的论争虽已涉及阴阳学说存废的根本性问题，但由于对阴阳学说的了解和重视不够，对其科学性的认识明显不足，争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阴阳学说进行研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哲学理论角度对其内涵的辩证法思想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1980年，徐木林将中医阴阳学说与古代希腊哲学作了比较，认为古希腊哲学把世界本源归于永恒的火和水，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简单形式来表述唯物观和辩证观的。中医阴阳学说认为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都可分为阴阳两大类，阴阳之中再分阴阳，说明阴阳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生长毁灭的根本，这是西方哲学所不可比拟的。1981年，贝润甫用现代调节控制理论分析阴阳调节的3种形式：一是阴阳对整体的控制调节，调节机体内环境以及内外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二是阴阳之间互相资生的促进性调节；三是阴阳之间互相制约的抑制性调节。阴阳二者通过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以维持平衡协调的控制作用。1982年，刘长林对《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作了分析，认为其对辩证地把握事物矛盾运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阴阳的朴素性与现代辩证法的矛盾范畴根本不同，矛盾范畴适于一切领域，是事物和现象最抽象、最一般的概括，而阴阳却还具有特殊的规律性。《内经》把一切矛盾统统归于阴阳，没有正确说明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使不同的质无法区别，这是其重要的局限所在。1984年，陈一列认为阴阳平衡论应以阴阳协调论代替，人体生理活动的各个方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机体有序不乱的运动是阴阳的协调所致，结合现代“耗散结构”理论说明只有人体内部非均匀而有序不乱的运动，才能发挥各个脏腑组织的协调功能，因而阴阳协调论符合生命运动的基本特征。1991年，薛雨芳提出阴阳自和论是中医对生命机体自组织现象的认识和概括。阴阳自和在不同条件下可出现阴阳相和、阴阳失和以及阴阳拒和的不同状态，使机体呈现出健康、疾病和死亡。总之，中医阴阳学说虽源于古代哲学，但当其与医学科学知识密切结合之后，使之从简单到全面、从零碎到系统、从笼统到具体，有了本质意义上的发展，但需防止其局限性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从科学实验角度对阴阳学说实质的探索，既有效，也很迅速。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1973年美国生物学家Goldberg根据环磷酸腺苷(cAMP)、环磷酸鸟苷(cGMP)对细胞功能的相反对抗作用，认为这就是阴阳学说的物质基础。1979年，夏宋勤等的实验研究资料指出：阴虚时cAM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MP比值无明显降低；阳虚时cGMP含量明显升高，cGMP／cGMP比值明显降低。1983年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报道，阳虚都有cAMP／cGMP比值降低，但有时主要是由于cAMP降低，有时主要是cGMP升高。此即阴有余或者阳不足均可表现为阳虚的道理所在。1979年邝安堃等从甲亢阴虚患者中测定cAMP／cGMP比值升高，cAMP增高或cGMP降低说明了阳过盛或者阴不足均可表现为阴虚的道理。核酸(DNA／RNA)的传递复制调节是细胞能量代谢的重要基础。1977年上海中医学院经过动物实验说明助阳药物能使阳虚动物肝、脾核酸含量上升，肝细胞琥珀酸脱氢酶活性上升，使升高的肝糖元含量下降，并有保护阳虚动物的肝细胞及脾脏淋巴细胞的作用。滋阴药能在阴虚动物的肝、脾核酸合成升高时使之降低；反之，肝脏核酸合成率降低时，滋阴药又可使之升高，并能使降低的肝糖元上升。现代免疫系统的调节也能够反映机体阴阳调节的道理。1979年邝安堃等对44例阳虚病人的细胞及体液免疫功能检查发现有25例减低，而细胞免疫以B细胞花环减低较多。说明阳虚时免疫功能减退。1979年上海市卢湾区医院对51例肺心病患者缓解期的中医辨证治疗和生化检查，提示益气温阳药能提高患者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同时能恢复免疫缺陷。而益气滋阴药也能使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者得以恢复。内分泌与内分泌抑制的对立统一规律较多地论证了阴阳学说调节控制的科学性。1979年开始，沈自尹等根据肾阴肾阳为全身阴阳之根本，阴阳之间互限互制的观点，作了大量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肾阳虚患者尿17羟皮质类固醇低于正常，ACTH2日静脉点滴试验呈现延迟反应，认为肾阳虚与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有关。并通过血－11羟昼夜节律测定，进一步说明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紊乱。沈氏采用测定血浆ACTH和皮质醇的方法，得知肾阳虚病人的垂体与肾上腺皮质功能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平衡，而温补肾阳法可以纠正这种低水平的平衡。针对病理的低水平平衡和健康的生理水平平衡，提出了垂体－肾上腺轴的“阴阳常阈调论”。1986年沈氏从微观入手探讨不同模式的阴阳调节，如把垂体与靶腺看作阴阳对立面，老年人太极拳锻炼后垂体的代偿性分泌能使靶腺分泌达到或接近正常水平。这是通过阴阳对立体运动，在动态中维持机体内环境相对平衡的一种加强型反馈模式。1980年邝安堃等和1982年赵伟康等均发现甲减患者多有肾阳虚的表现，运用湿补肾阳药物后BMR趋于正常。1991年武文斌的实验研究认为甲状腺激素水平高低是阴虚、阳虚病变的物质基础之一，脱碘酶的活性是阴虚、阳虚的关键之所在。血清rT3浓度可作为阴虚、阳虚辨证及治疗疗效判定的一项客观指标，较T3、T4更具敏感性和准确性。神经系统调节和控制着人体的生理活动，交感与副交感之间的相互拮抗作用也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1981年杨榛等对87例溃疡病胃大部切除术患者手术前后植物神经功能状态的测定，结合中医辨证分型，发现阴虚型与交感反应型的指标变化趋向一致，阳虚型与副交感反应型的指标变化趋向一致。通过体温的观察，对“阴虚则热，阳虚则寒”的实质提出科学地论证。此外，有人从阴阳离子的相互关系来探讨阴阳学说的科学内涵。1982年杨天权从阴离子隙(简称AG)来阳探讨阴阳理论的实质。认为细胞外液中有阴阳离子各155mEG／L即为阴阳平衡，阴阳离子之间互相制约依存。统计100人次AG中代谢性酸或碱中毒表明，AG上升会导致高AG代谢性酸中毒(阴阳失调)甚至死亡(阴阳离决)。1984年汪建从碱中毒和酸中毒的临床表现与中医阳虚和阴虚证的证候表现相似，说明
与“阴”，而H2CO3与“阳；有着内在联系，
与H2CO3的比值维持在20∶1才能保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即酸碱平衡。因此可以把
与H2CO3比值的改变作为阴虚和阳虚定性定量的客观指标之一。阴阳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其内涵的深刻分析有利于整理和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现代所注重的科学实验方法以论证和阐明阴阳的实质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这对传统的中医理论的发展是个推动。今后对阴阳学说的研究除宏观上的分析之外，重点在于进行微观上的研究。一方面采用多学科的实验手段，一方面注意从临床中予以验证，并发展有组织的协作研究方式，将零散的有关研究加以系统整理，在定性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定量的客观测定，为逐步统一认识、阐明阴阳的实质打下基础。【参考文献】：1 天津市和平医院心外科，天津医药，1975，6：3042 克罗默AH著．生命科学用物理学．王鸿儒，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4003 柴立，等．微量元素，1986，1：314 姜全章．黑龙江中医药，1987，3：175 王明辉．中国医药学报，1987，5：436 林功铮．中医年鉴(1986)，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4307 刘兴仁．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8，11：1～158 张庆祥．全国第2届中医基础理论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1990，699 胡国庆．上海中医药杂志，1990，5：46(安徽中医学院吴华强教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