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词 | 经济损害水平(EIL)与经济阈值(ET) |
| 释义 | 【经济损害水平(EIL)与经济阈值(ET)】 拼译：economic injury level(EIL)and economic threshold(ET) 有害生物管理的重要概念，体现了防治决策中的经济阈值原理。196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理论，确定了使有害生物种群数量保持在经济损害水平以下的防治目标。它的提出和实际应用标志着植物保护目标由追求最大收获量或最高防治效果向争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战略转移，有助于防止滥用农药，减少环境污染，降低标的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的速度。 1959年，美国斯特恩(V．M．Stern)等人首先提出经济损害水平和经济阈值的术语。最早定义“经济损害水平是造成经济损失的最低害虫种群密度。所谓经济损失是指防治费用与防治挽回损失金额的差值”。换言之，针对种群密度为EIL的虫(病)害，如果进行防治，其收益正好等于所需防治费用。其后，随着研究的进展，希勒布兰特(P．M．Hillebrand，1960)、爱德华兹(C．A．Edwards，1964)、深谷昌次(1967，1973)、黑德利(J．C．Headly，1972，1982)、城所隆(1984)、运盛发(1984，1986)、邹运鼎(1985)、陈杰林(1985)、夏基康(1985)、肖悦岩(1990)等对此概念相继进行了研究和作出各自的解释。其中，1960年希勒布兰德首次应用边标分析原理研究害虫防治策略。1972年，黑德利又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了防治收益、防治费用以及防治纯效益随着防治后害虫种群密度而变化的曲线。1990年，肖悦岩用计算机模拟试验证明斯特恩(1959)和黑德利(1972)的观点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前者把EIL作为权衡一场预计发生的病虫害是否值得防治的指标，后者探求对一场值得防治的病虫害应该用多大的防治强度(防治次数、药量)，把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什么密度才能获得最好的纯效益。二者定义EIL的角度不同，但推算出的数值是一样的。经济阈值又称防治阈值，中国多用“防治指标”的术语。它是由经济损害水平派生出来的。1959年斯特恩最早定义为：害虫的某一密度，在此密度下应该采取控制措施，以防止害虫种群密度增大而达到经济损害水平。它是控制开始时的种群密度。1979年扎道克斯(J．C．Zadoks)在病害研究中使用行动阈值与之对应。通常ET小于EIL，但在使用高效杀虫剂能立即杀死害虫制止为害时，ET可能等于EIL。当防治虫态不是为害虫态或存在着天敌益菌或其他自然控制因素时，ET也可能大于EIL。经济阈概念一经提出便颇受重视，但国内外学者对它们的理解和定义并不一致。1973年，深谷昌次等认为经济损害水平包含“受害水平”和“害虫密度”两方面含义，可以用虫口数量表示，也可以用作物受害程度表示。他提出受害允许界限和受害允许密度等术语，后者相当于斯特恩(1959)定义EIL的概念。1988年，陈杰林提出在上述两词前冠以“经济”二字，采用经济受害允许密度和经济允许受害水平以明确其防治经济学含义。同时将受害允许密度定义为作物所能忍受的害虫密度。多数学者称这种仅仅着眼于生物学意义的造成作物产量和／或质量损失的最低有害生物种群密度为损失阈值、病害阈值，或作物损失阈值，并与EIL和ET配套使用(严桐谷，1973；L．V．Madder，1981；P．S．Teng，1981；J．C．Zadoks，1985)。其次，由于黑德利(1972，1982)定义的经济阈值恰好是斯特恩(1959)定义的经济损害水平，在以后的许多引述和解释中常常混淆了EIL和ET的概念。加之经济阈值原理逐步应用到病害、草害、鼠害防治或用于不同防治方法，具体解释不尽相同。EIL的中文译名也有经济为害水平、经受受害水平、经济危害水平、允许受害标准等。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出现了适用于令人厌烦的蝇类的厌烦阈值、适于观赏植物的美观阈值和用于使农民警觉起来的警报阈值。经济损害水平受生物－经济－防治行动乃至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且因作物种类、品种、生育期、市场价格而变动，是动态性很强的指标。其推算过程涉及：(1)作物和有害生物种群动态与环境条件；(2)有害生物种群密度与其造成的作物损害；(3)损害与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损失；(4)产品质量和数量损失与经济损失；(5)防治强度与种群密度；(6)防治强度与防治费用等关系。研究的重点是有害生物种群密度和经济损失的关系。作物损失估计研究种群密度与损害、作物损失和经济损失的关系，大体的型式有敏感型、耐害型和超补偿型。其形成原因在于作物耐害能力、补偿能力和有害生物为害部位、为害时间。已有损失估计模型主要形式为回归式，有单点模型(CP模型，依据单一生育期的病虫情预测)、多点模型(MF模型，依多个生育期的病虫情预测)、曲线下面积模型(AUDPC模型，自变量为病虫曲线下的面积)和多维模型(依作物产量水平、品种、发生始期、发生数量等多因素预测)。1961年，塔默斯(P．M．L．Tammes)提出一个产量与逆境因素(strees)之间的理论关系，1981年马登(L．V．Madden)引进韦布尔方程进行损失估计；随着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里价值规律日益发挥作用，有害生物所致产品品质、外观、整齐度等质量损失估计研究已提到日程，只是成功的报道尚少。已有的防治效果大部分是用静态的百分数表示。目前需要研究系统动态的防治效果模型，以适应推算动态EIL的要求。确定经济损害水平的简单方法是将各种因素特定化，计算固定的EIL。考虑到农业生态系内多种因素和各种变化对经济阈值的影响，可以推算出动态的和多维的经济阈值。考虑到田间有可能同时发生多种有害生物又需要推算混合种群或复合的经济阈值。中国现行的多数防治指标是经验的经济阈值，其中包含了风险估计、社会心理和多种信息的考虑。今后需要不断充实生态学、经济学理论和定量研究结果。也有一种根据数年内某病虫发生概率、发生程度和损失情况经统计制定的阈值，被称为统计的EIL，1976年诺顿(G．A．Norton)曾在英吉利进行过尝试。此外，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需要动态、多维经济阈值和复合经济阈值。经济阈值原理将在防治决策中日益受到重视和得到发展。【参考文献】：1 Headley J C．Pest Control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Washington D C，Nat Acad Sci．，1972，100～1082 Stern V M．Ann Rev Entomol，1973，18：259～2803 Zadoks J C，Schein R D．Epidemiology and Plant Disease Management．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1979，350～3534 城所隆，桐谷圭治．植物防疫(日)，1982，36(1)：5～105 城所隆，桐谷圭治．植物防疫(日)，1982，36(2)：49～546 陈杰林．害虫防治经济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132～1557 曾士迈，宠雄飞．系统科学在植物保护研究中的应用．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125～151(北京农业大学肖悦岩副教授撰；曾士迈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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