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词 | 病证参合诊治 |
| 释义 | 【病证参合诊治】 拼译：combin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fferentiations of a disease and its syndrome 借助于传统的四诊方法及现代的有关实验室检查手段，在广泛搜集具体患者所患疾病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辨识病(包括中医和西医)与证，然后择其一或兼其二而治之的一种诊疗方法。 病证参合诊治源于《内经》，创立于《伤寒杂病论》。前者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19条中，以证断病机者有眩晕、胀满等，以病断病机者有疮、痿、痉等。后者如《金匮要略》，非但均以“病脉证治”命其篇名，而且对胀满、呕吐、下痢、黄疸等侧重于辨证论治；对百合病、阴阳毒等则侧重于辨病论治；对于疟病、肺痈等又兼顾辨病与辨证论治。后世医家多予遵从，如叶天士谓“病有是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自50年代兴起中西医结合以来，病证参合诊治被赋予新的内涵，提出辨西医的病，辨中医的证，在西医病名诊断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分型。70年代后期，中医界有识之士从临床实际出发，认识到辨证的局限性和单纯辨病的片面性，再次明确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想，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病证参合诊治的形式、内容和方法的热烈讨论。尽管这场讨论曾引起不少的歧见，迄今尚未结束，正朝着纵深方向继续发展，但却已一致肯定这一诊治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不过认为两者结合的具体方法仍有待不断深化与完善而已。从各家见解来看，这场讨论所涉及的问题颇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病证参合诊治并非中西医结合时所创之法，而是中医一贯倡导之法，只不过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内涵罢了，因此在实施这一诊治方法之时，究竟是从中医角度考虑，还是从中西医结合角度进行。二是中医及中西医所诊断的证与病区别何在，关系如何，又应怎样结合。三是对于辨病之专方专药与辨证之遣药组方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对上述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岳美中主要强调从中医自身的角度进行病证参合诊治，指出“仲景的书，外感杂病，分论各治，示人在辨证中注意辨病，把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紧密结合起来”；认为《伤寒论》诊治的特点是“示人先辨病，再辨证、脉”，做到既“辨明空间上客观存在的‘证’，又认识在变化发展时间上的‘候’，辨得了证候，治病则左右逢源，无往不利”；“《金匮要略》的最大特点是按病用药，专病专方专药，例如茵陈是黄疸病的专药，泻表水黄芪是主药，治疟母用鳖甲煎丸，治肠痈用大黄牡丹皮汤等等”，可以说“按证候用药是《伤寒》，按病用药是《金匮》”。由此推知，“专病专方是中医学的基本思想”，否则《伤寒杂病论》各篇何以皆标明“病脉证治”?至于“何谓病?何谓证?”那就是“病者，本也，体也；证者，标也，象也。有病始有证，辨证方能识病”，假若“不能辨病，焉能识证?”然“目前中医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不辨证论治，只强调专方、单药；一是只强调辨证论治，随证下药。两者均有所偏，未能称是。余谓中医治病必须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对于有确实疗效的专方专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欲使医业精进，还必须在专病专方上认真下一番功夫”。姜春华教授则兼重中医及中西医两种形式的病证参合诊治，认为“西医喜欢寻找有效方剂、有效药物，希望能找到治疗某一个病的有效方药，因此努力于‘为病寻药’；中医则强调辨证论治，用辨证的方法来用药，不喜欢一病一方。个人看法二者不能偏废。对于已经确诊的病找一种针对性的方法去治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即使找到针对性的方药，也不能丢掉辨证论治”，因为“辨证论治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动态观念、朴素的唯物辨证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辨证“毕竟反映了人与疾病斗争以及各有关方面的情况，体现了一个交织一起的焦点”，可见辨证论治“与对证治疗的意义截然不同”，舍去辨证论治也就“忽视了人体和其他因素对于病的作用，也丢掉辨证论治中看似治证而实际是治病的方法”，尽管辨证的意义如此重要，“但是我们又不能满足于‘证’”，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医学科学的物理的、实验室的检查所得出‘病’的证据，超出了中医的望闻问切”，“所以辨证与辨病对中医本身来说，也应辨证地结合”，即“中医除掉以西医的病为主体外，还要根据中医辨病的原则去辨病，同时也根据中医辨证的精神去辨证”，“譬如疟疾是一个病(其中可能包括其他的病)，治病可以用常山、草果、槟榔、蜀漆，古代经验方中多用这类药，可是疟疾又有寒疟、瘅疟、劳疟、虚疟、痰疟之分，寒者温之，热者凉之，虚者补之，有痰者吐之，这些是辨证。单纯用治病药(西药如奎宁之类)，如果确实是疟，也确实有效，我们可单独使用，以针对病为主，可以不拘热多寒多。有时也不要绝对，如劳疟、久疟又当注重人体。又如传染性无黄疸型肝炎，转氨酶升高，中医一般用清热解毒以治‘病’，但也有从辨证角度考虑，对某些人体有某种倾向的方药也能下降转氨酶”。相反地，“只重在证，即单纯对阴阳气血脏腑病因所反映的‘证’进行治疗，而把中医原来能治病的方法丢掉，则其疗效也成问题”。张笑平教授所重视的乃是中西医结合的病证参合诊治。尽管认为“张仲景所确立的并非是辨证论治而是病证参合论治”，但若从当前的临床实际而言，又应当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寻找病证参合诊治的途径和方法，因为“西医的辨病是立足于认识疾病的全过程，主要是从微观角度，借助于各种实验研究的手段，旨在探求包括特定病原体在内的足以引起某种疾病的具体致病因子作用于不同个体而表现出来的共同性病理变化，即存在于该种疾病过程中的一般矛盾；而中医的辨证是偏重于认识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的横断面，主要从宏观角度，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运用逻辑推理的‘黑箱’研究方法，以便寻找不同个体因精神、营养、体质状况及其所生活的特定时空环境等因素对所患疾病的具体致病因子施加反作用所发生的特异性病理变化，即存在于某一患者的特殊矛盾。由于临床实践早已证明，虽然也有极少数病证可呈平行分布，即某病均为某证或某证均为某病，但绝大多数病证则呈交错分布，即一病分属数证或一证分涉数病，更何况还有无证可辨之病与无病可辨之证。前者如某些隐匿型慢性肾小球肾炎与无症状性高脂血症等病，后者如因阳虚与阴虚所致功能性低热等证，所以不论辨证或辨病，都有其不足之处，唯有同时借助两者，才能纵横交错地揭示所患疾病的本质，从而拟定更加切合实际的治疗方法”。并认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病证参合诊治“不仅可使中医诊断与疗效判断有了客观指标，而且在设计治法和组方选药方面便于充分地吸取和运用有关发病原理以及中药药理药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实不失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和加速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其方法主要可分为舍病从证、舍证从病、病证兼顾三种形式。必须指出，上述观点虽都有助于深化和完善这一诊治方法，但所谓无证可辨之病与无病可辨之证，均非真正的“无”，只是在疾病的伊始阶段尚未表现出来，或者尚未仔细地搜集到，或者运用现有诊疗技术尚难以发现其病证而已，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决不可滞留于这种“无”的水平，相反地应当尽一切努力查其无显其有，从而使诊断得以进一步地深化；其次辨病分期加辨证分型论治的方法，并非是中西医病证参合诊治的最佳方法，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务须进一步探索，争取将人、病、证及时、空等因素融合于一起考虑；再者所谓“舍病从证”或“舍证从病”的施治方法，只能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截然不同时使用，而决定从舍的标准应以足可获取最佳疗效为原则。总之，病证参合诊治方法的讨论和阐发，已被公认为不仅是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基本途径，而且是当代中医提高临床诊治效果的重要手段，同时还是中医在现阶段继续发展的必然趋势。预期10～20年内，在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方面可获得突破性进展。【参考文献】：1 张笑平．新医药学杂志，1977，8：26～292 欧阳锜．新医药学杂志，1978，2：39～403 潘文奎．新医药杂志，1978，2：41～434 危北海．中医杂志，1979，11：19～205 王羲明．中医杂志，1980．6：9～106 北京西苑医院编．岳美中医话集．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81．12～667 姜春华，著．姜春华论医集．厦门：福建科技出版社，1986．576～5848 张笑平．中国医药学报，1988，8(2)：53～559 张笑平．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8，1：1～4(安徽中医学院张笑平教授、纵横讲师，安徽省郎溪县卫生局王年法副主任医师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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