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竞赛焦虑】
拼译：the sports competition anxiety
是1977年马腾斯(R．Martens)在交互作用的理论指导下提出来的用于说明在特定的运动竞赛情况下主体所体验到的焦虑情绪的概念。 自1961年卡特尔(R．B．Cattell)等用因素分析法证实了焦虑情绪可以区分为一般的特质焦虑和特定情境下的状态焦虑以来，斯比尔伯格(C．D．Spielberger)进一步提出了焦虑的交互作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状态焦虑反应不仅依赖于有威胁的刺激(或情境)的强度，也依赖于一个人对这类刺激的忍受力。特质焦虑高的人更可能把情境解释为对个人有威胁的情境，状态焦虑反应的次数更多，并更为强烈。所谓特质焦虑，是指人们经常把某一类情境(如学术的、社交的、职业的或运动的情境)知觉为有威胁情境的个性倾向或相当稳定的个别差异。所谓状态焦虑，是指人们一时性的焦虑情绪体验。它是以下3种成分的特殊组合：(1)紧张、烦恼和不安的感受；(2)对威胁情境的认知、不确定性或担忧；(3)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唤醒水平发生变化。特质焦虑与状态焦虑不同，它即可能在行为中直接表现出来，也可能不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但是，从一个人是否经常体验到状态焦虑的升高可以推断出他的特质焦虑。马腾斯在提出运动竞赛焦虑这个概念时，同样把运动竞赛焦虑区分为竞赛特质焦虑和竞赛状态焦虑两种。前者是指一个人把特定的运动竞赛情境经常认知为有威胁情境的个性倾向，它是在运动竞赛条件下在焦虑特质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当稳定的个别差异。后者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的运动竞赛情境下实际表现出来的焦虑反应。通常，竞赛特质焦虑水平高的人比竞赛特质焦虑水平低的人更具有把竞赛情境评价为有威胁的或危险的情境的倾向，他们的竞赛状态焦虑反应的次数更多，焦虑反应的强度也更大。按照马腾斯的意见，竞赛特质焦虑是使人对竞赛情境作出状态焦虑反应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体。如图所示：
近代的研究已经表明，高竞赛特质焦虑者在赛前对成功所抱有的期望起着把竞赛情境认知为有威胁情境的中介作用。帕瑟(M．W．Passer)对青年足球运动员的研究发现，对成功抱有高期望者在他们的动作出错或失败时会预料到别人将会批评他或惩罚他。这种消极的评价会增强其竞赛状态焦虑反应。一旦形成了经典性条件反射，他们还会预料到自己将体验到羞耻或谎张。这种消极的情绪是引起竞赛状态焦虑反应的更为重要的中介体。所以，即便是在没有外界的消极评价之下，也会增强其竞赛状态焦虑反应。通常，对成功抱有高期望者比对成功抱有低期望者更害怕失败或者消极的评价。正是这种积极的期望和消极的害怕情绪使他们把竞赛情境知觉为有威胁的情境，从而引起状态焦虑反应。德国施文克迈格(P．Schewenkmezger)对高水平手球运动员的实验研究还发现，竞赛特质焦虑高者比竞赛特质焦虑低者有更多的与任务无关的认知，也更感受到不安情绪。很少取得成功的运动员尤其具有这种与任务无关的认知倾向。哈克福(D．Hackfor)等指出，采用合适的认知(如采用自我指导语：“放松!”或暗示自己“我正处在最好的条件下，我不怕任何人。”)能使运动员在竞技运动中有效地控制焦虑。罗伯茨(C．C．Roberts)和霍斯特(H．Horst)的研究表明，通过动机训练提高运动员对成功的期望，或者通过归因训练使他们把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并指导他们定向于任务的成功行为，不去注意运动的结果，只注意运动本身，有助于降低由于害怕失败或者害怕消极的评价所引起的焦虑反应。为了评定运动竞赛焦虑，1977年和1981年马腾斯先后编制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运动竞赛焦虑测验(SCAT)问卷表和运动竞赛状态焦虑测验(CSAI－Ⅱ)问卷表。前者有儿童形式和成人形式两种。这两种问卷都含有15道题目。要求被试者根据其在运动竞赛时经常是怎样感受的来对每道题目作出“三选一”的反应。这3种选择是”从不”，“有时”和“总是”。后者是在斯比尔伯格等人于1970年编制的竞赛状态焦虑量表(CSAI)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它是一种多重评价(包括身体焦虑、认知焦虑和自信心3个维度)的竞赛状态焦虑量表。共27道题目。要求被试者根据赛前、赛中或赛后的实际感受来对每道题目作出“四选一”的反应。这四种选择是“一点也”，“有点儿”，“适中”，“非常强烈”。运用这些问卷表对运动员进行研究后发现：优秀运动员的竞赛特质焦虑相当低，并发现SCAT是预测竞赛状态焦虑反应的最好的特质问卷表。它比斯比尔伯格等人于1970年编制的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表(STAI)更能预测竞赛情境中的状态焦虑反应(前者r=0．65，后者r=0．30)。中国已标订出了SCAT和STAI这两个量表的常模，并已标订出CSAI－Ⅱ问卷的中国常模。由于在运动心理学研究中最被关注的中心领域是参加运动训练和竞赛对个性发展的影响，因此，其主要的派生物－参加运动对特质焦虑的影响，是有关运动竞赛焦虑研究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课题。其中包括一般采用“后项设计”(Consequent design)的参加运动对特质焦虑的影响，以及采用“前项设计”(Antecedent design)的特质焦虑对运动成绩的影响两个方面。许多理论涉及到焦虑与运动成绩之间关系的问题。如驱力理论、阈限理论、最佳唤醒理论、倒U型理论和逆转理论等。其中以1908年耶克斯(R．M．Yerkes)和多德森(J．D．Dodson)创立的倒U型理论是在运动心理学中解释焦虑与运动成绩之间关系时运用得最多的一种理论。按照倒U型理论的观点，焦虑(或唤醒)水平与运动成绩之间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这就是说，有中等水平的焦虑能取得最佳的运动成绩；过低或过高的焦虑水平会使运动成绩下降。因为有机体的激活水平过低，脑或肢体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去从事活动；焦虑水平过高，又会阻断认知加工活动，导致信息加工的效率全面下降，从而影响运动成绩。研究表明，能获取最佳成绩的中等焦虑水平是随运动技能复杂性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以及随从事运动者运动技能的熟练程度不同而不同的。当运动技能的复杂程度提高时，取得最佳成绩所需要的焦虑(或唤醒)水平应当降低一些；在完成同一项任务时，运动技能不熟练的新手应当比熟练手的焦虑水平低一些。最佳唤醒理论强调每个主体有一个最佳机能的唤醒区(arousal zone of optimal function)，它决定着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够促进运动成绩的状态焦虑。有的人在低唤醒水平或高唤醒水平条件下也能取得最佳运动成绩，对某一特定的运动技能(如篮球的罚球)没有统一的最适宜的唤醒水平，在唤醒水平与运动成绩之间并不存在正的、负的直线关系或曲线的关系。逆转理论(Reversal theory)是1975年阿普特(M．J．Apter)创立的。它强调当一个人在高唤醒条件下可能体验到焦虑，也可能体验到兴奋；当一个人在低唤醒条件下可能体验到放松，也可能体验到厌倦。极高或极低的唤醒水平都可能同积极的情绪状态相联系。如人们在寻求高唤醒状态时，他们参加跳台滑雪、跳伞、滑翔、冲浪、跳水、斗牛、汽车大赛等运动常会体验到愉快，而不是体验到焦虑。所以高唤醒水平并不一定会使成绩下降。而且，愉快与焦虑这两种情绪状态又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如果有意识地通过调整认知的方式，或者通过表象来诱发逆转的发生，降低令人不愉快的高唤醒水平，提高令人愉快的低唤醒水平，或者对令人不愉快的高(或低)唤醒水平作重新解释，就能有助于运动成绩的提高。【参考文献】：1 Spielberger C D．Anxiety and behavior，19662 Spielberger C D，et al．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19703 Martens R．Sport competition anxiety test，19774 Roberts G C．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review，1982，105 Apter M J，et al．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s，19856 Hackfort D，et al．Anxie in sport．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19897 王天生，等．西安体院学报，1987，4：77～858 祝蓓里．心理科学，1993，2：99～1039 祝蓓里．心理科学，1994，6：358～36210 Martens R，et al．Competitive Anxiety in sport，1990(华东师范大学祝蓓里教授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