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词 | 棘球蚴病 |
| 释义 | 【棘球蚴病】 俗称“包虫病”。严格说包虫病仅限于幼虫期的感染，而棘球绦虫病则包括成虫和幼虫期的感染。包虫病呈世界性分布，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中国属包虫病高发区之一。其病原虽曾报道过有16个种，但大多数属同种或亚种，公认的种只有4个：(1)细粒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granulosus Batsch，1986)，缩写Eg；(2)多房棘球绦虫(E．multilocularis Leuckart，1863)；(3)少节刺棘球绦虫(E．oligarthrus Diesing，1863)；(4)福氏棘球绦虫(E．vogeli Rausch et Bernstein，1972)。它们隶属于带科棘球属。中国目前报道有细粒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两个种，其中典型种是细粒棘球绦虫，其分布最广。 近30年来，对棘球绦虫种内变异(现趋向于称之为株)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1978年，麦克马纳斯(D．P．Mcmanus)等报道英国的Eg马株和绵羊株，在形态、化学成分和糖代谢方面均有差别。1982年，汤普森(R．C．A．Thompson)等报告澳大利亚的Eg存在3个株，即绵羊／犬大陆株，绵羊／犬塔斯马尼亚株和有袋目动物／澳洲野犬株。对虫株变异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研究，而且已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1987年，里希(A．K．Rishi)等从Eg中分离到DNA，建立了DNA库，鉴定并分离了带有EgDNA序列的几株重组质粒，有两株重组质粒内含有Eg特异的插入序列，而且能区分出Eg英国马株、英国绵羊株。迄今已报道Eg有10个株。开展包虫虫株变异的研究，对包虫病的流行病学、化疗、免疫学和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及制订更合乎实际的防治措施，将起到重要作用。早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50年古希腊时代已有关于包虫病的临床记载，但直到17世纪后，包虫病才真正被认识到是由寄生虫所引起。哈特曼(Hartman，1695年)和鲁道非(Rudolphi，1803年)首先观察了犬肠内的成虫。1852年，冯西博尔德(Von Siebold)首次将包囊喂犬，结果在犬肠内得到了成虫，此后才逐渐搞清了包虫的生活史随着对包虫病广泛深入的研究，它已从寄生虫病领域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包虫病学。包虫病对人类的危害严重。病人以慢性消耗为主，体质日渐衰弱，劳动力降低或丧失，死亡率为5%～18%。对人的包虫病，目前仍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有12．8%～20%的患者复发。患包虫病的家畜发育受阻，畜产品减产和脏器废弃。Eg需要两个哺乳动物作为宿主，才能完成整个生活史的循环。成虫寄生在终宿主(犬、狼、狐、狮等肉食动物)的小肠前端，孕卵节片或虫卵随终宿主的粪便排出后，污染饲草、饲料、饮水和环境。中间宿主(羊、牛、猪、骆驼和马以及兔、鼠、犬、猫和人等)由于吞食虫卵而引起感染，主要寄生于肝和肺。Eg在犬体内从感染原头蚴发育到成虫，需要30～100d。中间宿主吞食的六钩蚴发育到成熟的棘球蚴(具有原头蚴)，则需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流行病学调查除传统的剖检和药物驱虫调查外，血清学调查已成为参考手段。1986和1988年，克雷格(P．S．Graig)等研制出抗Eg六钩蚴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用于间接免疫荧光抗体试验，能与Eg的虫卵结合，发出特异荧光，而不与其他带科绦虫的卵结合。在肯尼亚用此诊断方法对自然感染犬的Eg的虫卵(用肛周胶带化验标本)进行检测，特异性为100%，敏感性为73%。这一研究结果用于流行病学调查，将是个重大改革。包虫病的诊断要解决的问题仍是活体诊断。物理学诊断方法(X线、超声波、同位素扫描、CT)配合参考的免疫学诊断方法，是目前诊断人包虫病常用的方法。免疫诊断目前还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经典方法，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纯化出特异性抗原，故交叉反应率和假阳性反应率较高。此外，对宿主对包虫的反应性还应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人和家畜包虫病的免疫学诊断，几乎所有的免疫学诊断方法都有报道，不但进行了传统的检测循环抗体，而且也进行了检测循环抗原和循环免疫复合物。近十年来，国内外进行了抗棘球蚴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应用单抗进行免疫学诊断取得很大进展。在基因工程方面也已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McManus等，1985；Thompson等，1987；陈伟等，1991)，获取了能够产生抗原的EgRNA翻译密码，制备了核酸探针，建立了E．g基因库。20世纪初，即有人从事包虫病的化疗研究，直到70年代中期还没有找到杀包虫的特效药物。1975年，吡喹酮和丙硫苯咪唑在德国和美国相继问世，国内外学者对小动物、家畜和人的包虫病进行化疗试验，表明两种药都具有一定的疗效。化疗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评价疗效，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原头蚴的死活。用原头蚴感染试验动物，视有无包囊或E．g成虫的形成和数量的多少，客观地评价药物的有效与否，客观地评价药物的死活。用原头蚴感染试验动物，成虫的形成和数量的多少，客观地评价药物的有效与否，客观地比较疗效的优劣。此外，还有原头蚴的活体染色和其他活力检测方法、光镜和电镜观察、包囊物理学检查、药代动力学检测、免疫学检测和临床观察等项指标，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后综合判定(何凯增，1979；M．D．Rickard等，1983；蒋次鹏，1989；田广孚，1991)。统一疗效评价标准看来很有必要。在免疫预防方面，1963年，斯威特曼(G．K．Sweatman)等用虫卵肌肉注射免疫羔羊；1966年，格默尔(M．A．Gemmell)；1981年，希斯(D．D．Heath)等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六钩蚴免疫羊，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免疫力。1982年，奥斯本(P．J．Osborn)等用培养14d的六钩蚴代谢物免疫注射羔羊，获得99．4%的保护率。朱兴全等(1990)用六钩蚴排泄分泌抗原肌肉注射绵羊，保护率达96．04%。哈江等(1991)用六钩蚴体外培养代谢物免疫孕羊，羔羊双免组保护率为97．63%，羔羊单免组保护率为94．31%。但是，用虫卵和六钩蚴或其代谢产物制备抗原进行免疫，毫无实用价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者在抗羊带绦虫基因工程苗研究成功的基础上，正在开展预防绵羊棘球蚴病的基因工程苗的研制工作。包虫病的流行牵涉到社会上的多种因素，所以要想控制包虫病必须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本病的防治自1864年算起，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探索，已在新西兰(1873～1985)、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1965～1984)、冰岛(1864～1973)和塞浦路斯(1970～1985)控制了本病。综观国外的防治措施，都以“切断病原循环链”为突破口，除建立专门的机构、立法、宣传教育、强化屠宰和犬的管理等措施外，在防治技术上是定期给犬驱虫。犬的高效驱绦药——吡喹酮的合成和生产，为确保控制包虫病解决了关键问题。中国众多的寄生虫学者认为，应教育和强制性相结合，推行定期用吡喹酮给犬驱虫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应制定包虫病防治计划和策略。新疆兽医防疫总站(1986)在昌吉，齐普生等(1991)在呼图壁，田广孚等(1991)在甘肃省皇城绵羊育种试验场，都进行了综合防治试验，取得了最佳控制效果。【参考文献】：1 Eckert J，et al．Prevention and Control．1982．1～1392 蒋次鹏．包虫学研究，1985．9～13，14～573 Thompson R C A．The Biology of Echinococcus，1986．1～34，164～2114 Craig P S，et．al．Am J．Trop Med．Hyg，1986，35(1)：152～1585 Gemmell M A，et al．Parasitology Today，1987，3(5)：144～1516 Rishi A K，et al．Parasitology．1987，94(2)：369～3837 齐普生，等．新疆农业科学，1989，3：8～118 田广孚．“七·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棘球蚴病防治措施的研究子专题研究专辑，1991．163～212(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田广孚副研究员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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